如果说宋朝众多历史人物里，有形象被后世严重歪曲的，朱熹一定榜上有名。
后世一提起朱熹，常常首先想到“程朱理学”，想到他的名言“去人欲，存天理”和“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想到他与儿媳妇扒灰，想到他与尼姑通奸等等一系列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形象。
然而真实的朱熹与后世流传的这些负面形象相去甚远，作为帝师，他的一生完全担得起圣贤的称号。
一个正直的人平白无故被诬陷被抹黑，自古便有之，而想要分辨清楚谣言和真相，是不容易的。
朱熹字元晦，祖籍婺源，建炎四年生于福建尤溪（今福建尤溪县），家中排行老三，上面还有两个哥哥，父亲朱松是北宋末年进士，南宋初曾任尤溪县尉。后来金兀术搜山检海捉赵构，南宋东南几路全都乱了套，朱松带着一家老小四处避难，直到金兵退走后又回到尤溪。
国难之际没有坚守岗位而是带全家跑路，朱熹回到尤溪之后自然是丢了官职，好在皇帝赵构本身也是个逃跑家，对下属的逃跑行为并不是特别在意，朱松回来后虽然官职没了，朝廷也没问罪，一家人继续在尤溪生活。
在进士父亲的影响下，朱熹从小就饱读诗书，早早就接触到了《孝经》、《孟子》等经典名著，由于父亲早年求学期间曾受二程学说影响，小朱熹也在童年期便接触到了理学。
理学到底研究啥咱不懂，小朱熹也不懂，原本如果生活就这么平静的过下去有可能小朱熹会像我们普通老百姓一样，一辈子也搞不太懂理学到底讲的些什么，但既然要成圣贤就必须要历劫。绍兴四年朱熹奶奶病逝，父亲朱松回乡奔丧，没想到期间因为照顾不到老婆孩子，朱熹母亲祝氏一个人无力照顾三个孩子，朱熹两个哥哥在饥寒交迫中夭折。
痛失母亲和孩子让朱松备受打击，也让他把剩下的爱全部倾注到了小儿子朱熹身上，悉心教导儿子，朱熹也在父亲的教导下学问日益精进。
绍兴十二年，朱熹十三岁时父亲朱松重病离世，临终前将朱熹母子托付给了自己的至交好友刘子羽照顾，当时刘子羽人在五夫里（今福建崇安县五夫镇），于是朱熹母子就来到了五夫里投奔刘子羽。
刘子羽不是一般人，他是北宋末年抗金名将刘韐的儿子，刘韐当年在真定曾经提拔重用过岳飞，后来开封城破奉命出使金营，被金军扣留想将其劝降，刘韐见回朝无望毅然自杀殉国，金人感其忠义，允许刘子羽将刘韐遗体运回崇安安葬。
到了五夫里之后，朱熹认刘子羽为义父，在刘子羽的照顾和教导下，朱熹继续发奋读书，绍兴十八年科举中第，名列五甲第九十名，被赐予同进士出身。
五甲第九十名看起来毫不起眼，可要知道古代科举考试，能通过乡试会试的已经很了不起了，在最后的殿试中名次差了点儿并不说明学问不好，顶多就是跟三甲进士相比略有逊色而已。
不过毕竟不是高科进士，朱熹也没能马上做官，而是等了三年后参加了另外选拔考试之后得到了同安县主簿的官职，在前往同安县赴任路上，朱熹拜会了延平著名学者、南剑三先生之一的李侗，受其启发，对自己曾经深入学习过的理学有了新的感悟。但因急于赴任，此次的求学并未持续多久。
到了同安县之后朱熹吃惊的发现，一个小小的同安县居然社会矛盾尖锐，官民对立严重，而一切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朝廷赋税过重。
绍兴二十三年正式秦桧在朝中一手遮天的年代，南宋百姓要同时遭受统治阶级和金国的盘剥，还要负担国家巨大的军费开支，民间赋税能不重吗？
秦桧把持朝廷天下谁人不知谁人不晓，但朱熹读了这么多年圣贤书，对于民间疾苦不能不管不问，为民请命的使命感驱动他不断上疏，请求减免赋税。
你跟秦桧谈减税还不如跟老虎要虎皮，朱熹的多次上疏毫无悬念的如同石沉大海，时间久了，朱熹也厌倦了，干脆也不再向朝廷上疏，而是投身到了同安县当地的教育工作，在当地开办了不少学堂。
绍兴二十七年，朱熹同安县主簿任职期满，按照制度应当前往临安述职，然后等待朝廷下一次任命。
进京述职是官员升迁的好机会，很多年轻进士都能在述职过程中找到自己的伯乐进而实现进步，如果运气好碰上皇帝召对，又答的让皇帝很满意，那在接下来的仕途上必然飞黄腾达。
这么好的机会，朱熹居然辞了，不去临安，而是转而前往延平，继续向李侗求学问道。
李侗虽然是个民间学者，但其学术传承依然源自二程，而之所以能吸引正规军朱熹前去求学，主要因为他在所学基础上发展出了一套独特的见解，为朱熹打开了更广阔的理学天地。
实际上除了早年间在父亲潜移默化教导下接触到了二程理学之外，朱熹在五夫里生活时也曾跟随刘子羽弟弟刘子翚求学，刘子翚本人有着非常深厚的理学功底，朱熹虽然当时未能对理学有什么深入研究，但在刘子翚的教导下，对理学的不少概念都很熟悉。在以往的读书求学过程中，朱熹从来都是读圣贤书，做规矩事，用我们现代社会一句很时髦的话讲就是“堂堂正正做人，规规矩矩做事”。
而这次再次来到李侗处求学，朱熹领悟到了一种新的理学理念：理一分殊。
理一分殊中的理指的是天理，天理在宋朝指代万事万物运转所遵循的最根本的道理。理一的意思是这世间存在着一个最根本的天理，同时适用于任何人、任何事物，而分殊的意思是在统一的天理之外，万事万物又有着自己独特的理，从微观来看，每一个独特的理都是事物自身的天理，从宏观来看，正是这些独特的理构成了最大的范畴的天理。
不太懂是吧，我也不太懂，好在朱老师也知道大家听不懂，主动举了两个例子：
天上一轮明月，地上的人看到的都是同一轮明月，月亮倒映在万千河流里，人们看到了无数个月亮，但这其实都是同一个月亮。月亮就是天理，不会因为倒映的不同而不同，不同的倒映最终指向同一个月亮，不同事物自身独特的理最终指向同一个天理，这叫月印万川。
一江水，用勺子去取，只能得一勺水；用瓢去取，就能得一瓢水；用缸去取，就能得一缸水。这满满一江水就是天理，而不同的人拿着不同的容器取得的江水不同，也就意味着各自领悟到的天理不同，这叫随器取量。
天理是这个世界万事万物所遵循的道理，这是第一个阶段，在此基础上就要进入第二个阶段，如何去探寻天理、顺应天理。
第二个阶段的实现方法就是格物致知。
所谓格物致知，就是穷尽万事万物运行的道理，最终达到“知道”的境界。天理固然存在，但天理包罗万象深不可测，只能通过从万事万物运行的道理之中去管中窥豹，以小见大，见微知著。水煮开了会冒烟，烟遇冷了会凝露，这一切看似平凡的道理都是天理的一部分，想要有所领悟，就必须在日常不断的读书学习，观察分析和反思总结。
为了达到“知道”的境界，朱熹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治学之路，这二十年里，他对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进行了重新的研读和注解，对南宋佛老学说、周易、周礼也都进行了深刻的研究分析，并在先人原有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得到了新的成果。
他所作的《周易本义注释》开创性的提出了周易中所包含的大量哲学思想，将古人的易经理论融入哲学思维；他所作的《礼仪经传通解》将《礼仪》、《公羊传》、《谷梁传》等经典融会贯通，形成了一整套指导社会礼仪风俗的集大成作品，为我国民间各类祭祀庆典活动提供了完整的理论指导。
前一阵子不是有什么有的城市学小日本搞什么夏日祭吗？日本人夏日祭里面那些什么穿和服、挂风铃、戴面具、放烟花这些仪式全是我们国家传过去的，如今文化的受众反过来成了文化的入侵者，正是因为我们自己文化不自信。想找回我们的文化自信，《礼仪经传通解》早就安排的妥妥的，要什么仪式感有什么仪式感，照着学就是了。
朱熹治学的过程中也开办学堂教授弟子，寓教于学，以学促教，他的弟子们亲切的称呼他为“朱子”。我们中国人都知道，能够被称为“子”，当事人堪称圣贤。
由于朱熹的学术成果太过丰富，以作者我的浅薄了解，就算在这里叨叨三天三夜也介绍不完，更具体的一些细节部分我就不写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深入读一读他的著作，除了上文提到的《周易本义注释》和《礼仪经传通解》，其他的如《四书章句集注》、《楚辞集注》、《孟子集注》等等都是经典，值得深入学习。
淳熙五年十二月，朱熹起复出任南康军（今江西庐山市）知军，任职期间恰逢南康军旱灾，朱熹经过沟通，向当地驻军周转了四万多石粮食用于赈灾，稳妥的处理了灾情。
因为常年著书立说，朱熹在当时的南宋社会名气很大，这次南康军任上又赈灾有功，被朝廷惦记上了，淳熙八年八月，两浙发生水灾，朱熹被调任浙东提举茶盐公事，负责赈济灾情。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这既是北宋理学家张载个人的人生信条，也是所有程朱理学大儒们的处世理念。著书立说格物致知其中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能造福百姓，朱熹毫不犹豫的前往浙东赴任。然而到了浙东之后，却发现浙东地区除了水灾严重，还有很多奸商富户趁机囤积居奇哄抬粮价，大发国难财完全不顾老百姓的死活。
一路遭受水灾波及面巨大，已经不是朱熹找哪支军队周转军粮能够解决的问题了。为了尽快拯救百姓，朱熹一方面立即上疏朝廷请求拨款，另一方面又开始联络各州县豪强富户，希望大家拿出来一部分粮食赈济灾民，承诺灾情过后按捐粮多少授予官职。
朝廷有心赈灾，可此次灾情实在太过严重，多次拨款仍无法填补粮食缺口，而豪强富户那边呢，因为朱熹一直忙于救灾无暇顾及大家捐粮做官事宜，全都对朱熹一片抱怨。